在山村里为失败的人建一个玩具熊乐园 | 谷雨
不管怎么说，他需要治愈自己，勇敢地把自己当成一个脆弱的婴孩，尽可能安慰、呵护。除此之外，或许他也别无选择。
被玩具熊包围的小宇宙
今年二月末，我去云南文山州的大山里找杨世龙。最初我在微博热搜上注意到他，那时他买了100个玩具熊，摆满老家村里的院子。它们大多是柔软的粉色、紫色或白色，脖子上系着蝴蝶结，面带微笑。它们被挂在墙上，大门两边的柱子上，个大的还有专属座位。形色各异的玩具熊中间，是一个快乐的中年男人。视频里，他的头发一半黑一半黄，从中间斜劈开。他一边温柔地摆放或抚弄玩具熊，一边讲述故事背景：他做生意负债，又感情不顺，经过几年，还完最后一笔债后，他把自己埋进玩具熊里，这是他自己的小宇宙。
视频里的杨世龙 ©杨世龙
他的家乡是个我们大多数时候都会忽略的地方——这里的偏远超出我的想象。为了找到他，我先坐飞机到昆明，然后转高铁到普者黑。正常情况下，需要乘轻轨或大巴到丘北县城，再在弯弯绕绕的山路上盘旋两个多小时，才能在凌晨之前到达他位于禹乐平寨的家。
就是在这样一个远离人们视线的乡村里，具体来说，在他那座木质结构，老鼠横行，甚至没有建起一间厕所的庭院里，他用一种最梦幻，以及最富有城市感的方式，宣告自己的人生获得了阶段性胜利。这么形容或许不太准确，他不认为还完30多万债务就是场胜利。不管怎么说，他需要治愈自己，勇敢地把自己当成一个脆弱的婴孩，尽可能安慰、呵护。除此之外，或许他也别无选择。
我在普者黑高铁站外见到杨世龙。他29岁，身材不高，脑袋圆圆的，炫酷的发型没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黑色短发。他看起来是个乐观的人，不管以什么样的话题开头，他都能不断说下去。
杨世龙在嘉兴做服装加工生意，负债两年，去年年底还完了30万欠款。他还记得，那是快过年的时候，1月19号，他在工厂里收到回款，立刻转给债主，还完最后一笔钱。他坐在椅子上，身体向后仰，闭上眼睛。很久没有这么轻松过了，过去两年里，他像是被什么东西压着。这些钱不算太多，但对于一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来说，这是他前30年奋斗的证明。这些证明曾经给他信心，而负债又剥夺了它。现在好了，他觉得轻松，至少不需要再让父母去工地打工还钱了。怎么才能治愈一下自己呢？去旅游、大吃一顿，都很好，但还不够。“想想想，然后就有这样一个场景：满院子的玩具熊围着我！”他是个想到什么就去做的人，而当玩具熊的场景浮现之后，他激动起来。
他当即走进家附近的玩具店，拿着身上仅剩的五千多块钱，要把店里的玩具熊一扫而空。老板看着他，表情有些怪异，但也没说什么。因为线下店没有足够多的熊，另外一部分是在网上买的。总共花了5200，另有700运费，是把它们从嘉兴运回云南老家。这是个颇有仪式感的行为，之所以要运回来，是因为“当时设想的场景就是在老家院子里”。
负债的两年里，他也想过做网红翻身，跟人合作拍过几条，没人看，更没赚到钱。对于老家的年轻人来说，路就是那么几条：外出打工，谋份公差，或者在家做短视频——传统务农几乎不被考虑。在村子里，通过短视频赚钱的传说一直存在，XXX抖音快手加起来100万粉丝，主要是唱歌，他唱的歌总能击中流浪在外的打工人。XXX主要是跳舞，舞姿怪异，大概就是下腰动作（但手不撑地）加上倒立前进，置顶的视频写着“我的故事”，讲他如何练习这种风格独特的舞蹈，一次次失败，遭人冷眼，但他坚持下来。跳舞的男子来自杨世龙邻村，有几万粉丝。他之前也想过做一个这样的舞蹈博主，但听说不好变现，看笑话的多，“但刷礼物的少”。
杨世龙开车带我盘旋在山路上，夜色降临，山中茂盛的草木逐渐暗淡下来，空气湿润温暖，路中间不时窜过不知道叫什么的小动物。山路上的弯实在太多，即便平时不晕车的人，也要在这里做好准备。 “我们这里就是这样，这里离那里很近，但是中间就是条沟，需要绕过去，”他说，“以前上学，要走4个多小时去学校。”在人生的前20多年，他的故事可以简单归类为“走出大山”。与此同时，类似的故事发生在大山里的几乎所有年轻人身上。他们读书，然后不读书，然后打工。人们通常在最年轻的时候就出门打工。相反的例子是，杨世龙告诉我，山路上有些骑摩托车的年轻人，这或许是一种发泄过剩精力的方式——他们过弯的时候从不刹车。
到达禹乐平寨已接近凌晨。这里非常安静，几乎没有灯，但星星很多、很亮。我沿着台阶走上杨世龙家的院子。进院子的一瞬间颇有些震撼，玩具熊挂在墙上，竹竿上，或者坐在椅子上，还有一些堆放在角落，以防下雨淋湿。杨世龙打开围绕院子的灯带，灯带缠绕在门框上，墙上和架起的竹竿上，颜色绚丽变换，照亮了几乎所有的玩具熊。灯光也打在杨世龙脸上，这是他花费几天布置成的成果，再加上门前的灯球，整个院子就像KTV一样闪亮。杨世龙坐在大门前，看着闪烁的灯光和满院子的玩具熊，露出心满意足的表情。这是“我取悦自己的方式”，他说。
他们开心，我也开心
第二天一早，阳光很明亮的时候，杨世龙和父亲把屋角的玩具熊都挪到太阳下。杨世龙最喜欢的玩具熊叫小紫，他搬了把椅子，让小紫坐在正门前。小紫是粉紫色的，半人高，不像那些最大的熊，让人有压迫感，也没有那么小，被人依赖时有足够的安全感。这是杨世龙喜欢它的原因。他喜欢让小紫陪着，没人的时候跟它说悄悄话，说了什么当然不能让别人知道。他甚至带小紫一起出门办事，他开车，小紫就坐在后座，像是最熟悉的朋友。
杨世龙载着小紫
杨世龙的父亲看起来有些瘦小，不太会说普通话，但总冲着人笑。杨世龙说，小时候父母种地，砍树、卖木材，他就在村里玩。小时候村里没玩具熊，他也从来没见过。有一次，邻村的孩子送了他一只。那个娃娃几拃长，他把他当朋友，跟他说所有话。他幻想自己生活在一个童话世界里，所有玩具熊都有生命。后来那个玩具熊不知去了哪里，他也长大了。
杨世龙一直期盼着大山外的生活，想亲眼见见。他想去大城市打工，钱倒是其次，主要“想学更多东西”。2010年左右，他在村里看到招工信息，去工地干活每月一千六七，他没去，而是去江浙沪，在一个厨房里面上班，每月工资才1400。
那时他16岁，去上海。出了火车站就上地铁，从来没坐过。同在上海打工的堂哥接上他。大上海，摩登都市，他被震撼到了。走出地铁就是淮海中路，他抬头看见香港广场，“那个楼特别特别高，”他仰着头。堂哥说哎呀，别看了，这有什么好看的，以后带你去东方明珠玩。杨世龙被堂哥安排在一家颇为高级的粤菜馆，一碗蛋炒饭卖80多块钱的那种。他在后厨当学徒，当得很认真，认真到现在还坚信80块的蛋炒饭就是跟8块的不一样。他觉得那段日子“过得特别充实，能学东西，接触不同的人群，五湖四海的，感觉不读书了之后也在进步，特别舒服。”
但正像他说的，“生活从来就没有放过我”。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。从厨房里出来之后，他跟过一个据说从北大毕业的人开洗衣店，他把别人当合作伙伴，更多是朋友。别人把他当个干活的，他走了。还在上海一家电子厂当过工人，每天在流水线上组装电脑外壳。他上夜班，晚上8点到早上8点，下班也睡不着，有时睁眼捱到下午5、6点。工厂噪音大，他得戴着耳塞工作，回到宿舍，室友打呼噜像是一万个手机在震动，他还得戴着耳塞。耳塞不常洗，像是长在耳朵里。有一天，耳朵开始发疼，连绵不绝的，一刻也不停，疼得两天没睡，他才意识到耳朵发炎了。即便如此，他还是不想辞职，“对工作这么认真，这么执着！”他说，即便在电子厂，他也相信努力一定会有结果。那时他21岁，在城市里漂泊了五年，人生像是比别人长了很多。
2015年，他在堂哥的带领下去嘉兴创业，两人各出十万本金，租了个小厂房，做服装加工。第一年没挣到钱，忙于和各种油滑的生意人打交道。他还记得，和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聊生意，对方一上来就跟他称兄道弟，而他才二十出头——杨世龙是个实在人，这让他颇有些消受不起。第二年才开始赚钱，也不是因为什么不得了的理由，仅仅是一位朋友给他介绍了大单生意。他也足够拼命，双11前接单，一个月时间做出一万件衣服，凌晨两三点还要跑到染色厂催促对方赶紧给自己的货染色。两年时间他赚了上百万。
现在回想起那段时间，他自觉有点浑浑噩噩，交上了不少狐朋狗友，一起吃，一起喝，除了要把生意做得更大之外不想别的事了。他短暂地拥有过信心，开始畅想在城里买房（这在原来是想都不敢想的事），买更好的车，在30岁前拥有千万资产——事后证明金钱遮蔽了他的视线，也为日后的失败埋下伏笔——再后来，他自信稳操胜券，做了十几万件过气的毛衣但没有察觉到市场变化。失败是缓慢发生的，大量的毛衣卖不出去，但成本在不断增加，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原先赚的钱已经全部赔光，又倒贴了30多万。
负债之后，他感到痛苦、难过，并非因为债主的催逼。事实上，他们从来没有主动催他还钱，也从未限定还款时间。但杨世龙还是过不去，除了信心之外，一些一直以来的希望，从小设想的走出大山的路也被截断。
父母心疼他，想一起帮他还债，找到附近的工地，和水泥，打杂，一个月五千，去掉饭钱，剩四千多。他看一眼就觉得不合适，父母老了，不能再干这个，况且“短时间内也挣不到还债的钱”。父母坚持要去，杨世龙甚至有些埋怨，“他们什么都不懂”——“不知道那些活有多重，多辛苦！”但父母依然坚持。他开车送他们过去，安顿好，也没说什么。回程的时候却不行了，车停路边，趴在方向盘上大哭一场。
杨世龙父亲
可能你也发现了，他是个擅长幻想的人。幻想能让人放松，短暂逃避现实，就像把自己封闭在自己打造的游乐园里。那天晚上，他摸出兜里仅剩的20块钱现金，全都买了彩票。结果当然没中。
讲起负债的两年，他第一个反应总是摇头，“太难了”，他说。生意场的宏伟设想暂时偃旗息鼓，他像几年前刚到嘉兴时一样，做最简单的服装加工，也就是缝合衣服之类的。在那间小作坊里，他名义上是老板，但也是工人，工人们干到10点、12点，他就干到一点、两点，很多时候直接睡在工厂里。
他偶尔回家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听见隔壁房间的母亲在咳嗽。是那种几乎不间断的、又在努力克制的咳嗽声。杨世龙想起自己很多次让妈妈去看病，妈妈从来不去。他责怪自己，明明一切都在向好的情况发展，如今却把生活过成这幅样子。
白天的禹乐平寨似乎跟夜晚一样安静，空气中有木炭烧过的味道。这里只有几十户人家，依山而建，分布在地势相对平坦的地方。所谓的“寨”，是比村更小的行政单位。禹乐平寨是壮族聚居区，隔着一条沟和一个山头的另外一个寨，主要居住的是苗族。这里的街上没有什么行人，年轻的面孔更是稀少，老人们聚在一棵不知几百几千岁的大树下打牌，另一些人发愣。
街上的聒噪声是突然传来的，一群孩子涌到杨世龙家里。他们都还在上小学，最大的五年级，一个个皮肤黝黑，龙精虎猛。“今天跳舞吗？”他们问杨世龙，看起来一点都不客气。孩子们的父母多在外地打工，其中也有他堂哥的孩子。孩子们总是成群结队地呼啸而过，杨世龙家则是他们喜欢停留的地方。杨世龙拿出音响，连上蓝牙，人群就躁动起来。孩子们在台下跳，他在台上跳，这让气氛更加热烈。
不管是黑人抬棺还是江南style，他的头总是低垂着。我曾在短视频里见过不少癫狂的舞蹈。更流行的是自信的社会摇，强烈的自信，裸露的欲望，睥睨一切。社会是被征服的对象，社会语录是生存的法则，洞悉它如同洞悉真理。但不知为什么，杨世龙的舞蹈总透出些伤感，他的手臂在面前摇晃，双目微闭，看起来有些疲惫。
杨世龙告诉我，他的舞蹈是跟“那些主播”们学的，“只能说独一无二吧，跳过一遍，第二遍就跳不出来”。但是很解压。如此随心所欲的舞蹈很难在城市里出现。回村之后，他越来越多在短视频上花时间，研究拍摄手法，以及如何讲个有趣的故事。但更多时候，这更像是一种放松。
他刚开始跳舞的时候觉得累，特别累，坚持了一段时间，累就变成了放松，变成了心情舒畅。他有时独自在院子里对着玩具熊们跳舞，跳到满身大汗，心情舒畅；有时和十几个孩子一起，动作出奇得整齐划一，这是这座院子最像游乐园的时候。即便如此，他依然喜欢看短视频平台上那些古怪的舞蹈直播。通常，直播间里聚集着几十万聪明人，他们刷：“哎呀！我当初就不同意你出院！”当然，这里的“医院”特指精神病院。杨世龙很难把自己也当成一个聪明人，因为他真的可以感受到那些主播的快乐，“是一种情不自禁的东西，虽然有演戏的成分，但是真的可以感受到他当时的快乐的，”杨世龙说，“而且我有时候，幻想一些东西的时候，那不是跟他们一样吗？”
天色暗下来了。杨世龙打开门上的灯球和绕满院子的灯带，孩子们一阵惊呼，又随着音乐舞动起来。之前杨世龙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个玩具熊。“我喜欢他们（这些孩子），”他说，“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开心，我也开心”。
孩子们抱着玩具熊
治愈时刻
到这里的第二天下午，杨世龙提议去河里抓鱼。那天阳光热烈极了，还带着点水汽，杨世龙一头扎进一条长满植物的沟壑里。同去的是两个皮肤黝黑的小伙子，一个是他表弟，一个是表弟的同学。河里的水很凉，流得很快，人要费些力气才能在水里站定。他们沿着水流的方向撒网，小鱼就被沾在网上。“这是我最喜欢玩的，”杨世龙说，“每年回来都下河抓鱼，特别开心”。
他向我讲起过，为什么之前要搞一半黄一半黑的炫酷发型。是因为他觉得“自己希望是这样的，这样生活，按自己的想法，‘全黄的’。但是不行。所以我选择一半黄，一半黑。”他说。黄色代表随心所欲的生活，而黑色和每个人一样普通，安分守己，各自一半是他的选择。杨世龙最近琢磨这要不要回乡，拍短视频也是回乡的一部分，主要是寻找出路。他经常跟我聊起附近村子短视频做得好的人是怎样的，他们有几十或百万粉丝，每年有几十万收入，但他们是少数。
杨世龙唯一一条火了的短视频，就是拍的满院玩具熊，随手拍的，他没想到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。很多人联系他。他们大多和杨世龙背景相似，有的从农村去到城市，奋斗，再奋斗，赚到钱，然后赔光。有的倒在奋斗的路上，癌症之类的。又或者出去又回来，在复杂的关系里遇到狗血又残忍的故事。他们说想买一只他的熊，他的熊跟别人的不一样。杨世龙没卖，免费寄送给他们。地址遍布全国各地。
他想到很久前看过的一个故事，一个伤心的男人独自住在一间小屋里，他对着小屋说话，对小屋里的钟啊、沙发啊、扫把啊讲话，后来他离开了。杨世龙一直都有一个这样的小世界，在现实之外，他在其中得到安抚，得到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。现在，对一些人来说，他也是一个小屋了，他把自己的玩具熊寄给别人。正像有人说的那样，他的熊跟普通的熊不一样。
城市里当然有更多东西，比如机会，更多的钱，可能获得的身份——但又显得非常短暂，有时连快乐也是短暂的。
两年前的一天，他和朋友谈项目没谈妥，对方退出了，杨世龙认为这是出于对他的不信任。那天他心情糟糕，独自在昆明地铁里游荡，漫无目的坐车。也不知道到了哪一站，一个女孩儿拎着两只大行李箱上车，他顺手帮忙扶箱子，两个人就聊起来。
女孩儿说自己在读大学，那天正要去学校报道，所以才有这么多行李。因为疫情啊，已经在昆明滞留了好久。下了地铁，她要转乘长途车，学校在玉溪。杨世龙说我是做生意的，失败了，今天谈个小项目，又失败了，我没事做，送你去汽车站。杨世龙记得，那天他们聊了很多，短视频、网络小说什么的，他们一起喝了奶茶。她说月底可以去玉溪找我玩，那里有个抚仙湖，很好看。杨世龙说行，但始终不想问她的联系方式。直到最后，两个人也不知道对方的名字。在杨世龙的记忆中，这是他最被治愈的时刻之一。
杨世龙拖着渔网向水更深处走去，水流没过了他的裤子，他的腰，他索性脱了上衣跳下水。渔网洒在水深且湍急的地方，不一会儿就网住不少鱼。杨世龙本想把鱼拿回家煮了吃，表弟极力要求就在河边吃，因为“河边吃着更香！”。杨世龙忙着处理鱼，把小鱼从中掐开，挤出五脏六腑，再在河里冲洗干净。表弟和朋友从地里薅出一种叫“野芹菜”的野菜（但看起来跟芹菜毫无关系），择洗干净，拌上一种用辣椒和玉米粉做的辣酱。
我们围坐在河边，水流带起的风吹上河岸，大片芦苇丛把我们包裹起来。面前摆着四个红色塑料袋，菜品摆上，杨世龙抓着一把芦苇杆放下，杆头上的小鱼烤得焦黄喷香，还带着星星点点的木灰。我夹起一条鱼，蘸上辣椒，放进嘴里。焦香的鱼肉和木灰混在一起，它们沿着味蕾激活了古老的DNA——我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烤鱼。
表弟从芦苇丛里拎出两打啤酒，说“喝！”，我们就喝。表弟和朋友都在外打工，一个在广州，一个在杭州，都是建筑工人。他们时常接不到活儿，就待在住的地方，跟相熟的朋友喝酒。“（广州）没有这种（一起抓鱼烤鱼的）地方，”表弟说。但每年回来的时候，他都和朋友来这里相聚，抓鱼、烤鱼，喝啤酒，像是在给自己充电。
“生活就像这条烤鱼，”杨世龙夹起一条鱼说，“尽管它全是灰，但是，还是要把它吃下去。”他把鱼塞进嘴里。